A01 AI 作为制度现象概念谱系
AI 公司不只是造出产品被人使用，它们正在铸造新的制度结构——而当下绝大多数 AI 治理讨论把这件事误读为一个”合规问题”。本节点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我们把 Constitutional AI、平台内容治理、API policy 这些现象逐个看成”安全要求""社区准则""服务条款”时，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本节点的框架名是**“从技术合规视角切换到制度设计视角”——主张这些现象不是企业在响应外部规则，而是企业在生产规则本身**，正在变成准国家行为体（quasi-state actor）。这是一篇横向的概念谱系梳理：把散落在法学、政治社会学、制度经济学里的相关概念群（私人治理、新治理者、监控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数字宪政主义、准主权）排成一张可辨析的地图，并给出 PM 在 Safety / Policy / Trust & Safety 岗位上能立即用的判断坐标。
§0 为什么是”制度设计”框架，而不是”技术合规”框架
读者脑中默认的框架几乎一定是合规框架：AI 公司有一堆要遵守的东西（EU AI Act、白宫自愿承诺、内部 RSP），Safety/Policy 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要求翻译成产品约束，做到不违规。这个框架不是错的，它只是低了一个抽象层——它假定规则在企业之外、企业是规则的接受者。
制度设计框架翻转这个假定：当企业自己写下”Claude 的宪法”、自己制定”什么内容不可发布”、自己决定”谁能调用 GPT 的 API、用它做什么”时，企业不是在接受规则，是在立法。 Constitutional AI 字面上就叫”宪法 AI”——Anthropic 给模型一份明文原则清单（Bai et al., “Constitutional AI: Harmlessness from AI Feedback”, arXiv:2212.08073, 2022），让模型据此自我批评、自我修正（arXiv:2212.08073 已 WebFetch 核实：Yuntao Bai 等 51 位作者，含 Dario Amodei、Jared Kaplan，2022-12-15 提交）。这不是合规动作，这是准立法行为：定义一套行为规范，并建立执行机制。平台内容治理同理——Kate Klonick 把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的内容政策直接称为”私法体系”（“The New Governors”, Harvard Law Review 131, 2018, pp. 1598–1670）：有规则、有受训的裁决者、有类行政的申诉流程，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API policy 则是准监管权力：决定谁能接入、能力如何分级、违规如何处置——这正是监管机构对一个行业做的事。
两个框架的判断分叉点很尖锐：
| 维度 | 技术合规框架（默认错误框架） | 制度设计框架（本专题立场） |
|---|---|---|
| 规则来源 | 外部（监管者、行业协议） | 企业自身生产 |
| 企业角色 | 规则接受者 / 执行者 | 规则制定者 + 执行者 + 裁决者三权合一 |
| 看得见什么 | 违规风险、罚款、舆情 | 正在形成的准国家权力 |
| PM 的工作 | 把要求翻译成约束 | 设计一套治理结构，并对其合法性负责 |
| 盲区 | 看不见”自己在立法” | （需警惕：可能高估企业的主权完整性） |
判断主轴的第一击：把 AI 治理当成合规问题，就看不见正在形成的准国家权力。 这不是修辞——它有具体后果：一个只在合规框架里工作的 Safety PM，会把”模型拒答政治敏感内容”理解为”规避风险”，而看不见自己正在为全球数亿用户定义什么是可言说的——这是一种实质性的、跨司法管辖区的言论治理权，却没有任何民主授权基础。
§1 谱系第一支：私人治理与”新治理者”（法学传统）
最成熟的一支学术资源来自美国法学院对平台权力的研究，核心命题是：平台已发展出功能等价于公权力的私人治理体系，却没有公权力的问责结构。
- Klonick（2018）“新治理者”：通过对三大平台内部的实地访谈，论证内容政策在事实上充当全球言论标准，超越国家司法边界。关键的可证伪命题是——平台的规则制定内化了第一修正案规范且出于经济动机（留住用户）而非纯意识形态。
- Jack Balkin 的”算法社会言论三角”：国家、平台基础设施、用户三方博弈；提出”新学派言论管制”（new school speech regulation）——国家通过胁迫或利用平台来间接规制言论（“附带审查”），平台因此成为”言论的专职治理者”（“Free Speech in the Algorithmic Society”, UC Davis Law Review 51, 2018, pp. 1149–1210）；又用”信息受托人”概念（“Information Fiduciari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UC Davis Law Review 49, 2016, p. 1183）试图给平台施加类似医生/律师的受托义务。
- Tarleton Gillespie《Custodians of the Internet》（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内容审核这些”隐性决定”塑造了公共话语的边界，需要公众审查而非仅视为私人商业决策。
- Evelyn Douek 把视角从”个案司法”升到”大规模言论行政”（“Content Moderation as Administration”, Harvard Law Review 136, 2022, pp. 526–607）：平台的关键决策发生在事前制度设计层而非事后纠错层——这恰好印证制度设计框架。
这一支对 AI 公司的迁移有一个关键缺口（研究空白）：Klonick 的框架建立在社交平台的内容审核上，而 AI 公司行使权力的机制不同——它通过训练数据选择、对齐策略、使用条款、API 分级来治理，权力嵌入在模型权重里，比内容审核更不可见、更难申诉。把”新治理者”框架搬到 OpenAI/Anthropic 时，必须显式补上这个机制差异，否则就是空 invocation。
§2 谱系第二支：政治经济学的诊断（资本主义 vs 封建主义之争）
第二支从权力的经济基础入手，但内部分裂严重，恰好提供了本专题需要的对手框架张力。
- Shoshana Zuboff · 监控资本主义（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ublicAffairs, 2019）：通过提取”行为剩余”预测并改变行为，积累”工具性权力”（instrumentarian power），称之为”来自上层的政变”（coup from above）——数据垄断带来治理权力的连带集中。
- Tim Wu · 注意力与反垄断（The Curse of Bigness,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8）：平台通过注意力捕获和规模效应积累反民主性质的权力，“过大诅咒”威胁民主本身。
- Frank Pasquale ·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New Laws of Robo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算法不透明造成权力不对称，把不受约束的私人 AI 权力定性为公共威胁。
- 技术封建主义论争：Varoufakis（Technofeudalism, Melville House, 2023）与 Durand（Technoféodalisme, La Découverte, 2020）主张平台已是提取租金的数字领主，不再是生产性资本主义。
这里必须接入最锋利的对手框架（Rick 未读，破 echo chamber）——
[!warning] 对手框架接入：Morozov 对技术封建主义与监控资本主义的双重拆解 Evgeny Morozov（“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New Left Review 133/134, 2022）反驳封建主义论：当前体制仍是彻底的资本主义。理由具体——Alphabet 在 2017–2020 年间年均 R&D 投入约 160–275 亿美元，不符合”懒惰食租者”模型；亚马逊在生产而非单纯提取。接受：他对了一半——“封建”标签的描述性价值有限，把动态资本积累误读为静态地租是范畴错误。边界：但 Morozov 自己也承认”云租金”（cloud rents）与平台依附性是真实现象，争议在于框架而非现象。对 Zuboff 他另有一刀（“Capitalism’s New Clothes”, The Baffler, 2019）——Zuboff 把”正常资本主义”理想化为消费者主权，只批判”监控”这一异常，这个框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这对 AI PM 的用处：当你听到”AI 公司是新封建领主”这种话，要能判断它是分析还是情绪。租金提取的现象（API 抽成、模型依附）真实，但用”封建”框架会让你预期错误的对手行为——封建领主不卷 R&D，而 AI 公司在疯狂烧研发军备竞赛。判断对手的激励结构，比贴标签重要。
判断主轴第二击：监控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这类宏大诊断，强在规范批判、弱在结构分析。它们能让你警觉权力集中，但不能替你做选型——一个 Policy PM 若用”我们在对抗监控资本主义”来组织工作，会错过真正可操作的杠杆（透明度报告、申诉率、审计接口）。
§3 谱系第三支：准主权与数字宪政主义（最贴合 AI 公司的概念）
第三支是离”AI 公司变成准国家行为体”最近的概念群。
- 准主权（quasi-sovereignty）：Bremmer & Suleyman（2023，Foreign Affairs，转引于 arXiv:2410.17481）直言”大型科技公司已事实上成为其所创建数字领域中的独立主权行动者”。学术文献”AI, Global Governance, and Digital Sovereignty”（arXiv:2410.17481, 2024，已 WebFetch 核实标题与权力三分法）把企业权力分三类：工具性权力（Palantir、NSO Group 直接控制暴力/信息）、结构性权力（市场主导形成壁垒）、话语性权力（塑造”可接受权衡”的社会认知），横跨暴力/市场/权利三个领域。Farrell & Newman（2023）补一刀：数据与算力的控制同时强化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力，并非零和。〔Bremmer & Suleyman 的 Foreign Affairs 具体卷期、Farrell & Newman 的具体出处待核实〕
- 数字宪政主义（digital constitutionalism）：Edoardo Celeste（“Digital Constitutionalism: A New Systematic Theoris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Computers & Technology 33:1, 2019）把它定义为”保护数字社会基本权利、平衡权力”的规范框架建构意识形态——直接呼应 Constitutional AI 的命名。
这一支落到 AI 公司的具体实践上，形成一张”准主权机制清单”：
| 公司 | 机制 | 制度性质 |
|---|---|---|
| Anthropic | Constitutional AI + Long-Term Benefit Trust | 准立法（行为宪法）+ 准公益托管 |
| OpenAI | Model Spec + 倡议类 IAEA 式国际机构 | 私人行为规范 + 准外交倡议 |
| Google DeepMind | AI Principles（2018 起） | 企业章程式私人规制 |
| 全行业 | Frontier Safety Commitments（Seoul, 2024）、白宫自愿承诺（2023） | 自愿性私人协议，无法律强制力 |
一个值得标注的早期信号：有学术工作把这些规格文件（model spec / constitution）分解成可审计的原子命题——据该研究，Anthropic 约 205 条、OpenAI 约 197 条，把它们当作外部审计的治理目标（arXiv:2605.24229《How Well Do Models Follow Their Constitutions?》，Jakkli/Rajamanoharan/Nanda, 2026-05-22，ID 已核实（2026-06-12）；205/197 具体条数仍待核实）。这是私人规则向可问责公共标准转化的早期迹象——是制度设计框架最有希望的演化方向。
§4 判断主轴：三个 90% 的人会搞错的点
[!important] 致命错位 1：把”自愿承诺”当成”已落地的治理” 症状：JD 上写”参与公司 AI 治理框架”，候选人就以为 Constitutional AI / RSP 是成熟制度。 为什么会错：自愿承诺缺乏强制执行与民主问责基础。结构性矛盾是——企业同时是规则制定者、实施者、合规评估者，消除了外部问责的逻辑基础；竞争压力下实验室有激励放松或重新解释阈值。 正确做法：评估任何 AI 治理机制时，先问三件事——谁能否决？违规后果谁来判定？有没有不依赖企业自身判断的独立审计接口？ 真实反例：Meta Oversight Board 被设计成”准最高法院”，但 Klonick 给它评分”C（勉强及格，‘really did not meet my expectations’）“（已 WebSearch 核实）；2025 年 1 月 Meta 单方面废除美国第三方事实核查改用 Community Notes（CNBC, 2025-01-07），Board 警告其”不是合适替代品”——Community Notes 上线美国首六个月仅产生约 900 条已发布笔记，同期 EU 专业核查员标记约 3500 万条内容（已 WebSearch 核实）；据报道 Meta 曾讨论 2028 年后停止资助（后又承诺追加约 1300 万美元至 2028 年，信息有反复）。名义上的”监督”，预算和最终解释权都在被监督者手里。
[!important] 致命错位 2：把”宪法”类比当成真有宪政约束 症状：“Constitutional AI 有明文原则，所以比 RLHF 黑盒更民主、更受约束。” 为什么会错：宪法的本质是对权力的外部约束；而 Constitutional AI 是公司自写原则、自己实施、自己评估。Orozco y Villa & Menendez（2025, DigiCon）批评这个类比”规范上过于单薄”——高层原则到工程实现之间有不可弥合的翻译鸿沟，且以 AI 自我批评替代人工监督，反而架空了宪政原则里的个人问责。〔该来源待核实〕 正确做法：区分”宪法的修辞”和”宪法的功能”。功能性的宪法需要：制宪权来自被治理者、有独立的违宪审查、有不可被立法者随意修改的刚性。Constitutional AI 三者皆缺。 真实反例：Gilad Abiri（2024）“Public Constitutional AI”（arXiv:2406.16696，已 WebFetch 核实标题与作者）主张原则应经公民协商程序制定、设立”AI 法院”发展案例法——正因为现有做法”在促进真正民主合法性方面存在根本缺陷”。
[!important] 致命错位 3：把企业当成”统一主权者” 症状：用施密特”主权者决定例外状态”框架，把 CEO 想象成那个握有最终决断的人。 为什么会错：AI 公司的治理主体是分散的——算法、对齐团队、Policy、法务、资本、监管者多方博弈。Xuechen Niu（2026）“The Chancellor Trap: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nd the Hollowing of Sovereignty in the Algorithmic Age”（arXiv:2602.18474，已 WebFetch 核实标题与作者）描述了”宰相陷阱/chancellorization”：名义权威（auctoritas）留在 CEO/董事会，实际治理能力（potestas）转移到不可解释的 ML 模型与中间行政层——主权者对例外/失败的识别能力本身被系统性剥蚀（论文以中华帝国制度史为类比）。 正确做法：分析 AI 公司权力时，别问”谁是主权者”，问”override 权在谁手里、在哪一层、对谁透明”。 真实反例：用户被限流/封号时的申诉权，往往无法触达任何能 override 算法的”主权者”——因为那个统一主权者并不存在。
§5 产品 PM 视角补盲
工程视角容易把这一切看成”治理工具的技术实现”。三个非工程盲点：
- 用户心理模型：用户并不知道自己在被一个”私人立法者”治理。他们以为模型拒答是”功能限制”，平台下架是”系统判断”——这种治理的不可见性本身是权力的一部分（Pasquale 的黑箱论）。Trust & Safety PM 的隐藏 KPI 之一，是治理的可感知合法性，不只是准确率。
- 商业模式耦合：Klonick 的洞见——平台对标第一修正案是出于经济动机（留住用户）——意味着治理决策和商业激励深度耦合。当”安全”与”增长”冲突时，自愿承诺最先被侵蚀。Policy PM 要能识别哪些治理承诺是”利润中性”的（容易兑现）、哪些是”反利润”的（最可能被悄悄重新解释）。
- 合规边界的地缘分裂：EU AI Act（Regulation (EU) 2024/1689；2024-08-01 生效，禁止条款与 AI literacy 自 2025-02-02、GPAI 义务自 2025-08-02、高风险义务 2026-08-02 分阶段适用，已 WebSearch 核实）与美国方向（2025 年特朗普以 EO 14148（2025-01-20）撤销拜登 EO 14110 的多项安全要求、再以 EO 14179（2025-01-23）确立去监管纲领——撤销靠 14148，14179 是其后的去监管纲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正在分叉。同一个治理机制在布鲁塞尔是”委托监管”、在华盛顿是”自我监管”。做国际化产品的 PM（如 Rick 在 99 的处境）必须把治理设计做成可地缘配置的，而非全局统一。
§6 对手框架回应与事实接地说明
业界主流反方立场（接受 + 边界）：
- 反方一（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 2018, “Meet the New Governors, Same as the Old Governors”）：现有第一修正案框架仍适用且足够，平台调节不等于新型权威，更多是可及性与透明度问题。接受：这个批评对——尤其在欧盟，EU AI Act / DSA 的强制执行证明国家仍能有效约束平台自治，“准主权”不应被夸大成”已成主权”。边界：但本专题坚持，私人治理在内容与 AI 行为领域实质性扩张是事实，国家边界约束是”事后追赶”而非”事前授权”——权力先形成、问责后补位，这个时间差就是风险所在。
- 反方二（第一修正案学派对”强制公法化”的警惕）：把平台治理强制纳入公法约束，等于政府变相管控言论。接受：这是真实的两难——制度设计框架不天然导向”更多监管”。边界：本专题主张的不是”国家接管”，而是”先看见这是治理，再讨论合法性来源”——可以是公民协商（Abiri）、可审计原子命题、独立审查，路径开放，但看不见就无从设计。
事实接地说明：本节点中书目类信息（Klonick 2018、Balkin 2016/2018、Zuboff 2019、Wu 2018、Pasquale 2015/2020、Gillespie 2018、Douek 2022、Celeste 2019、Varoufakis 2023、Durand 2020、Morozov 2022、Bai et al. 2022）均来自本专题研究简报的交叉核实来源。本轮已 WebFetch/WebSearch 二次核实：arXiv:2212.08073（Bai 等 51 人，Constitutional AI）、arXiv:2406.16696（Abiri, “Public Constitutional AI”）、arXiv:2602.18474（Niu, “The Chancellor Trap”）、arXiv:2410.17481（“AI, Global Governance, and Digital Sovereignty”，含工具/结构/话语权力三分法）；EU AI Act 时间线（2024-08-01 生效 / 2025-02-02 禁止条款 / 2025-08-02 GPAI / 2026-08-02 高风险）；Meta Oversight Board（Klonick “C” 评分、Community Notes 约 900 条 vs EU 约 3500 万条、2028 资助争议、Trump 停权案）。仍待核实（文中已标〔待核实〕或降级处理）：(a) Bremmer & Suleyman 2023 Foreign Affairs 卷期；(b) Farrell & Newman 2023 具体出处；(c) model spec 原子命题数（约 205 / 约 197 条）的具体数字〔其溯源 arXiv:2605.24229 已于 2026-06-12 WebFetch 核实〕；(d) Orozco y Villa & Menendez 2025 (DigiCon) 出处。〔(e) Birhane et al. 2026 FAccT arXiv ID 已于 2026-06-12 结清：= arXiv:2605.06806《Big AI’s Regulatory Capture》，2026-05-07，WebFetch 核实。〕〔(f) EO 编号已于 2026-06-11 结清：撤销拜登 EO 14110 的是 EO 14148（2025-01-20），EO 14179（2025-01-23）为其后去监管纲领，WebSearch 核实。〕
failure scenario：本节点”AI 公司是准国家行为体”的判断，在以下场景失效——(1) 强监管法域（欧盟）下，企业的”主权”被压缩为”合规执行”，准国家性更像修辞；(2) 国家直接收编（如算力/数据国家化压力下），企业从”准主权”退化为”国家代理”，分析单元应切换为 Farrell & Newman 的”国家-私人权力共生”。
confirmation-bias 砍除：本专题早期倾向于反复引用 Constitutional AI 作为”准立法”的正面范本——这是 bias。补入反例：Constitutional AI 同样可被读作 Birhane et al. 意义上的”话语俘获”（把工程选择 RLAIF 包装成宪政意象），命名本身就是一种争夺监管叙事的策略，而非中性技术描述。正反两读都要在场。（Birhane et al.《Big AI’s Regulatory Capture: Mapping Industry Interference and Government Complicity》，arXiv:2605.06806，FAccT ‘26，2026-05-07，ID 已核实（2026-06-12））
§7 跨域呼应：从制度经济学与秦制框架重读”准主权”
[!note] 跨域调度：新制度经济学 × 秦晖”秦制”框架 制度经济学的用处：把 AI 治理看成”制度”而非”合规”，本质是借用 0133新制度经济学 的核心洞见——制度是”博弈的规则”，规则的制定权本身是最高阶的权力。诺斯式的视角让我们看清：AI 公司不只在产品市场竞争，更在规则市场竞争——谁的 Model Spec 成为行业默认，谁就获得了准监管权力。这比”监控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更可操作，因为它把注意力引向”规则的产权归谁”。
秦晖”秦制”框架的用处（Rick 的不公平优势）：0622 秦晖 的”秦制”核心是编户齐民——朝廷通过官僚体系直接控制每一户，绕开宗族、行会等”小共同体”，造成”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缺位”。把这个框架接到 AI 平台：超级平台直接触达每个用户，绕过媒体、工会、行业自律组织等中间层，恰是数字版的编户齐民；算法即”法”，推荐权重即”术”，数据/算力垄断即”势”。内容审核的同质化、对齐对异见内容的系统性压制，对应”行政安全至上、抑制小共同体异质性”。
但必须标注边界（防止以古喻今的论证捷径）：秦制是前现代中国的历史特殊物，直接挪用于 AI 治理是分析类比而非既有学术共识——目前没有同行评审文献完成这一映射。秦制框架的诊断（中间层消失）与 O’Donnell 奥唐奈 委任民主的诊断（中间层从未形成、横向问责缺位）甚至彼此冲突。调度它们是为了逼问 AI 平台对中间层的处置这个真问题，不是为了给结论背书。秦晖本人未论述 AI 治理。
这一跨域呼应改变了技术判断：如果你接受”编户齐民”类比，那么衡量一个 AI 治理机制好坏的标准，就不是”它有多安全/合规”，而是”它有没有为小共同体（开源社区、第三方开发者、本地规范）留出自治空间”——这是一个纯合规框架永远不会问的问题。
§8 PM 决策启示
- 面试（高区分度）：被问”你怎么看 AI 公司的内容政策/对齐策略”时，弱答案是”要平衡安全与体验”（合规框架）；强答案是”这是企业在行使准立法权，关键不是政策内容，而是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与问责结构——谁能 override、有没有独立审计、是否可地缘配置”（制度设计框架）。后者直接展示 Safety/Policy PM 的判断层级。
- 选型/治理设计：评估任何治理机制（自家或竞品的）用三问漏斗——(1) 谁制定、谁执行、谁裁决，是否三权合一？(2) 违规后果是否依赖企业自身判断？(3) 有无不依赖企业的独立审计接口？三问全失分 = “承诺备忘录”而非真治理。
- 复现/落地：要把治理机制做成可演进的，先把规格文件（policy / spec / constitution）原子化为可审计命题（参照那项把 Model Spec 拆成约 200 条原子命题的研究方向），这是私人规则向可问责标准转化的最小可操作单元。
§9 与已有节点的关系
- 对 Constitutional AI（04AI/0401）：升维 + 对话。旧节点把 CAI 讲清了机制（RLAIF、与 RLHF 对比、争议）；本节点不复述机制，而是把它重新定位为一种制度现象——“宪法”不是比喻而是准立法的字面实现，并接入”话语俘获”的反读。
- 对 AI 公司政治敏感内容立场对比（04AI 根级）：框架升维。旧节点是横向对比各家立场（comparison）；本节点提供解释这些立场差异的制度设计视角——立场差异本质是不同的准立法选择。
- 对 0133新制度经济学、0116政治哲学：接入 + 应用。把既有的政治理论/制度经济学资源，应用到 AI 这个新的制度现象上，是双向激活而非复述。
- 升级对照纪律：本节点不重述上述任何旧节点的事实基础，只做”它们没做的那层抽象”——把分散的合规/技术/对比叙事，统一到”AI 公司作为准国家行为体”的制度框架下。
§10 关联节点
核心（必读）
- Constitutional AI —— 准立法的字面实现，本节点的头号实例
- AI 公司政治敏感内容立场对比 —— 准立法选择的横向对比
- 0133新制度经济学 —— “制度=博弈规则”，本节点的经济学底座
- 0622 秦晖 —— 编户齐民/秦制框架，重读平台对中间层的处置
- 奥唐奈 —— 委任民主/横向问责缺位，准主权问责结构的政治学锚点
- 0116政治哲学 —— 合法性、主权、问责的理论入口
延伸（可选）
- 福柯 —— 治理术（conduct of conduct），权力如何通过”引导”而非压制运作
- 霸权 —— 葛兰西式的话语领导权，对应”话语俘获”机制
- 生命政治 —— 对人口/行为的治理，可对照监控资本主义的”行为剩余”
- Agent —— Agent 化使治理从”内容层”下沉到”行动层”，制度现象的下一前沿
- 幻觉 —— 不可靠输出与治理责任的耦合，准立法者对”系统行为”的担责边界
- Anthropic / OpenAI —— 两种准主权路径（Trust 托管 vs Model Spec + 准外交）
- AI PM 知识图谱·总索引 —— 本专题在知识图谱中的挂载点
修订日志
- R1（2026-06-07）：首稿。建立”技术合规 → 制度设计”框架切换主轴；铺设三支谱系（法学私人治理 / 政治经济学诊断 / 准主权与数字宪政）；落地三个致命错位（自愿承诺、宪法类比、统一主权者）；接入 Morozov 对手框架破 echo chamber；跨域调度新制度经济学 + 秦制 + 委任民主，并显式标注类比边界。
- R1.1（2026-06-07）：grounding pass。WebFetch/WebSearch 核实并升格 6 组硬事实（4 个 arXiv ID + EU AI Act 时间线 + Oversight Board 数字），剩余 6 项保留〔待核实〕降级处理（详见 §6 事实接地说明）。
- 2026-06-11 P3.1 §3 第 3 点订正 EO 笔误：撤销拜登 EO 14110 的应为 EO 14148（2025-01-20），原文误归因给 EO 14179（14179 是 2025-01-23 的后续去监管纲领）；§6 事实接地说明结清待核实项 (f) EO 编号，与 E03 对齐。依据：白宫/Wikipedia EO 14148/14110/14179 原文（WebSearch 核实）。
- 2026-06-12 内审·arXiv 联网核实：清 2 个 ID-level〔待核实〕——(a) §早期信号处 205/197 原子命题溯源 ID = arXiv:2605.24229《How Well Do Models Follow Their Constitutions?》（Jakkli/Rajamanoharan/Nanda, 2026-05-22）；(b) §confirmation-bias 砍除处 Birhane FAccT 论文 = arXiv:2605.06806《Big AI’s Regulatory Capture》（2026-05-07），均经 WebFetch 确证存在且引述吻合；§6 事实接地说明 (c)/(e) 两项相应更新。存疑 0 个；205/197 具体条数、Bremmer & Suleyman 卷期等非 arXiv 项本轮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