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1965年，霍夫施塔特与其他著名的历史学家一起，参加了由马丁路德金带领的，为争取黑人选举权而举行的第三次“塞尔玛进军”（Selma March）抗议活动，这是他唯一一次直接参与民权运动。

将“偏执风格”的政治视为一种由非理性思维和非理智行为主导的政治，其特征是先入为主，拒绝真相，夸大事实，将一切与自己信仰相悖的人与事都与阴谋论联系起来

他已经对“偏执风格”（paranoid style）的政治在美国政坛上再度出现发出警告。

教育标准不是提倡优秀，而是讲究平等，向能力弱的学生看齐。

在讲求“平等”和“民主”的环境下，美国教育的管理者和改革者拒绝把教育视为是一种培育“上流文化”（a high culture）的过程，而始终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将教育的目的设定为培养“诚实、勤奋、具有宗教感和道德感的”有用公民，以教会学生实用生活和专业技能、扩展他们的“社会机会”（social opportunities）为目标。

政治上的“共和主义和平等主义”则始终赋予美国人“一种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富有创造力的心态”。在大众文化中，自我造就的成功者与白手起家的创业致富者是美国人的文化英雄。

美国人养成了做事讲求实用、相信直接的经验、反对空谈或抽象思辨的行为习惯

1952、1956年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大胜史蒂文森，近乎复制了1828年杰克逊战胜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一幕。

第二波的三K党运动

到19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大觉醒”发生时，宗教多元化和自由化已经成为美国宗教文化的特征，早期宗教中的“智识”阶层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19世纪，为扩大规模、赢得教友的忠诚，奋兴主义者提倡对“普通人”（simple people）用“简单思想”（simple ideas）布道，抛弃了传统教士对教义的智识讨论；牧师不再被视为上帝旨意的解释者，而被降低为宗教社团的司职人员。

不仅将知识分子妖魔化了，而且将“爱国主义”和“反智主义”情绪揉合在一起，将美国人推向一种“虚构世界”（mythology）之中，致使整个社会无法进行关于真相的常识性讨论。

霍夫施塔特还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具有的一些特质——他们拥有永无止境的“好奇心”（curiosity）、醉心于智识工作的“玩兴”（playfulness）和追求真理的“虔诚”感（piety），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以集体的方式扮演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触角”（moral antennae）的角色，在公众尚未意识到之前就考虑和提出社会需要关切的基本道德问题，所以他们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价值观的问题；因此“知识分子”总是一群不安分守己、不循规蹈矩的人，因为他们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了掌握政权或独霸真理，而始终是在“对新的不确定性的追寻”之中。

霍夫施塔特特意对“聪明人”（a man of intelligence）和“知识分子”（a man of intellect）作了对比和区分：聪明人心灵手巧、悟性极高，而知识分子不仅具有领悟力而且更能理性思考；聪明人使用现实手段解决实际问题，而知识分子则具有批判能力并善于创造性思考；聪明人关注部分和眼下，知识分子思考全局和未来。

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思想、艺术、研究和写作的创作来表现思考、批判、探索和怀疑精神的人，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将“知识分子”生动地界定为那些“在晚餐之后大脑［mind］很可能继续处在活跃状态之中的人”。

这种形式的民主貌似追求“平等”，实际上却是一种受肤浅的大众情绪支配的政府形式，居心叵测的政治野心家通过对现代媒体的操纵，制造出草根“暴政”，以此恐吓知识分子，而芸芸众生则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不仅听由民粹主义政客摆布，而且还将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视为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恶人。23

将高等教育的失败归咎于美国人对“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的迷信。

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去智识化”危机——大学教师的地位低下，高等教育管理权掌握在外行手中，教授的自治权可以被“董事会任意合法地收回”，课程设置中充斥着大量的技能训练，无法培养出尊重知识、尊重思想的人等。

霍夫施塔特这一代人看来，“极权主义”不光会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有可能在民主国家出现，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昭示了这种可能。

1954年12月，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柯蒂（霍夫施塔特当年在哥大的博士论文导师）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第一次深入地讨论了美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和“反智主义”问题。柯蒂指出，虽然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扮演着“批判、实验和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的角色，但大众对他们抱有一种“怀疑（suspicion）、反对（opposition）或贬损（derogation）”的态度；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与反感由来已久，其形成受到相关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包括教派之争、边疆文化、实用主义、大众民主以及对自我造就的文化英雄的推崇等。

1952、1956年两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连续两次被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击败。在霍夫施塔特那一代人眼中，两人的政治对决是新政自由主义与反新政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对决，更是一场理性政治与反智主义政治之间的对决，带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史蒂文森的失败，说明“反智主义”已经在美国政治中占了上风，美国知识分子也因此面临一种“世界末日的劫难”。17

这些人是真正的美国思想的建构者，他们非常善于利用大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民主机制，建构一种具有“大众暴政”意味的民意，支持或阻止美国社会的改革。16 此刻他已经开始将历史上的大众民主与“反智主义”联系起来。

霍夫施塔特观察道，人们通常将平民党人-进步运动视为罗斯福新政的前奏，其实先前改革的动力都带有大量负面内容，包括孤立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对欧洲和欧洲人的仇视，对不同种族、宗教和出生地的人的惧怕，对大商业、工会、知识分子和东部生活方式的反感等。这些负面的动力为新政前后的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包括反移民、三K党、禁酒运动、孤立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作了铺垫。所以，改革并不是从落后走向进步的直线运动，“推动昨日改革背后的动力，既可以为今日的改革所用，也可以为今日的反改革力量所用”

他看来，身处19世纪后期工业化时代的西部和南部自耕农人群具有一种“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一方面他们梦想回到想象中的传统农业社会，享受大众民主的平等参与；另一方面又竭力希望改进农业技术，使用商业手段，通过压力政治来增强自己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影响。

如何摘取达尔文自然演进学说的观点，将其与斯宾塞的利己主义哲学、新英格兰清教伦理观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建构了镀金时代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

关注美国政治的“软件”内容，即处于政治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政治感情、政治认知和政治心理的形成，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及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这些在他看来是“政治”研究的真问题。

的“政治”研究关心的是“谁在感知和理解公共问题，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感知和理解，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感知和理解”（who perceives what public issues, in what way, and why）。

霍夫施塔特将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怀视为自己研究历史的动力，他的每一部专著都涉及美国史的一个重要主题——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传统，进步时代的激进改革、学术自由、反智主义、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进步主义史学、合法反对党制等，而他对每个主题的研究都会产生一种开拓性的效果：或者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或者将既有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或者为未来的研究设定议程和方向

它讨论的是普通美国人生活中盛行的一种“反智”（anti-intellectual）文化，其特征是贬低理性生活、拒绝独立思考、怀疑乃至仇视被称作“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人。

爱默生的精神，他写道：“让我们诚实地陈述事实。我们美国有华而不实的恶名。伟大的人，伟大的国家，从来不是那些自吹自擂的丑角，而是人生恐怖真相的洞察者，他们鼓起勇气直面现实。”